张文捷：“否定西方语言学文字观，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国际研讨会发言文稿

張文捷：“否定西方語言學文字觀，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”國際研討會發言文稿

各位師友，上午好，我叫張文捷，目前是江蘇工院的教師。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《張朋朋先生帶我讀索緒爾》。主要講兩點，一是張先生使我認識到索緒爾的文字觀是錯誤的，二是我從張先生身上學到了可貴的治學態度。

我的專業是漢語國際教育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認識了張朋朋先生。當時他送我一本他的專著《文字論》，在書中他已經對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進行反思了，可是我沒有重視。後來我去了法國工作，在學校教對外漢語，我發現同事課上用的教材就是張先生和法國的白樂桑先生合著的《字啓蒙》，在法國的書店也能看到張先生的很多著作，這時我才意識到張先生在法國的影響是很大的。

作者在中國駐法大使館教育處

回國後，我繼續與張先生保持聯繫，他發現我沒有認真讀《文字論》，因爲我沒有認真反思現在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問題。他知道我學過法文的，所以他便帶我閱讀索緒爾用法文寫的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。起初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領我讀索緒爾，這本書是很難讀的，但在張先生的耐心引導下，我逐漸認識到索緒爾的文字觀確實是錯誤的。

第一點：張先生使我認識到“文字表現語言”的觀點是錯誤的。

我清楚地記得，張先生首先帶我讀的是緒論的第六章《文字表現語言》。所謂的“文字表現語言”指的是拉丁字母是表現音素的，但索緒爾發現了很多字母不表現音素，比如，法文“鳥”這個字寫作o-i-s-e-a-u，但發音是/wazo/，很明顯，字母完全與音素不對應。這樣的例子不僅在法文中有，在英文、德文中也有，而且不止一個。按照英國哲學家波普爾“證僞主義”的觀點，只要發現一只黑天鵝就可以否定天鵝都是白色的。但是索緒爾仍然堅持“文字表現語言”的觀點，而將這些例子視爲特例。它不僅發現拉丁字母的字形不表現音素，而且他還發現中國的漢字是表意文字，不是表音文字，於是把漢字排除在他的研究範圍之外，並聲明他的語言學只研究拉丁字母文字。張先生問我，“索緒爾的這種研究方法科學嗎？這樣的學說是普遍通用的學說嗎？”我恍然大悟，原來索緒爾從一開始在研究方法上就犯了錯誤。這讓我對張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肅然起敬。

作者到北京語言大學家屬院拜訪張朋朋先生

第二點：我認識到索緒爾的符號理論是有問題的。

索緒爾認爲“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”，但沒有說語言是一種什麼樣的符號。雖然他說，“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”，但沒說怎麼不同，區別在哪。他談到符號時，只講到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，卻沒有研究怎麼區分不同類型的符號，也沒研究人爲什麼能使用符號。人之所以能使用符號，是因爲人有感官，通過接收符號的感官來區分的話，顯然，語言是由口發出、由耳接收的聽覺符號；文字是由手發出、由眼接收的視覺符號。因此，語言和文字是具有本質區別的符號。如果索緒爾能認識到這一點，就不會把文字當成語言了，更不會提出“文字表現語言”的錯誤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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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點：我認識到索緒爾使用的“音響形象”的提法是錯誤的。

“音響形象”從字面上看，就是音響有形象。實際上，音響看不見摸不著，是不可能有形象的，但是索緒爾卻多次使用“音響形象”這個不合邏輯的概念。其實“音響形象”就是語音，一個人聽到語音后，在大腦中會出現一個概念或所指的事物，學過文字的人，大腦中還可以出現文字的形象。索緒爾是學過法文的，所以他在聽到/arbre/這個法語語音後，大腦中就出現了a-r-b-r-e這個法文字形，於是他就把字形看成語音的形象，語音就變成有形的了。其實，這是大腦中出現的一種錯覺。我們中國人也有這種錯覺，比如，一個人發出“樹”這個語音時，文盲聽到后腦中就出現了一棵樹的形象，學過漢字的人腦中還會出現“樹”這個字的字形。實際上，不管是法文a-r-b-r-e還是“樹”這個漢字，都是文字的形象，而不是語音的形象，聽到語音可以聯想到字形，是因爲語音和字形在大腦中建立了聯系。可惜的是，索緒爾使用“音響形象”這個概念，是把語音和字形混爲一談了。他認爲語音既然有形，就可以寫下來，於是書面的文字也是語言，便稱之爲“書面語言”。語音既然有形象，就可以拍出照片來，於是字形就成了語音的照片，文字就可以表現語言了。這樣索緒爾就順理成章地用文字研究語言，文法也就成了語法了，如此看來，他研究的還是文字，而不是語言，因此他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語言學。

在張先生帶我閱讀索緒爾的這些日子裏，我有諸多收穫，他讓我看到了索緒爾的研究方法和語言文字觀的錯誤，其實這些早就在《文字論》中寫明了，卻沒有引起我的重視，但張先生不僅沒有因此放棄我，反而繼續耐心地指導我一字一句地重讀索緒爾。在讀書期間，我也被張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所感染，他目光敏銳，邏輯清晰，不迷信西方權威，展現了真正的科學精神，這都成爲我日後做人、做事的方向指引。感謝張朋朋先生。

我的發言完畢，謝謝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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